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经济增长与发展的关系问题
进入工业化时期，由于科学技术水平不断提高，并且技术进步的速度不断加快，这导致生产力水平随之快速提高，经济增长的速度也开始上升，并超过人口的增长速度。这导致了人均收入水平不断提高，人们的生活质量随之改善。而且经济增长速度越快，以物质产品消费为标志的生活水平提高的就越快。这是所谓的现代经济增长的基本特征。因此，可以说现代经济增长是人均产出量的增加为标志的。改革开放以后我国的经济增长已经完全跨入现代经济增长的道路，人均产出增长达到了世界最高水平。
但是，人均产出增加并不能保证每个人的收入水平都能相应上升。这与收入分配有关。当收入分配出现过大的差距时，尤其是收入分配严重向少数人倾斜时，经济增长的好处就仅仅被少数人所享受，多数人的收入不能与经济增长同步提高。这就产生了社会公平问题。尤其是现代经济增长不仅要消耗可再生的资源，而且要消耗不可再生的资源。例如，现代经济增长是建立在现代科学技术体系基础之上的，其特征就是大规模生产，大规模排放污染，大规模消耗不可再生的能源和矿产资源，经济增长的同时环境被污染了。高收入者在环境被染的同时获得了物质财富和医疗保健改善的补偿。低收入人群的生态环境也必然被污染（因为大家共处在一个环境之中），但他们没有得到相应的补偿，因为他们没有获得相应的收入，他们为经济增长付出了代价。发展经济学称这样的经济增长为没有发展的增长。
经济增长与发展的这种区别早在上个世纪50～60年代就已被经济学家所认识。发展与增长的区别主要表现在，发展不仅包括人均收入的增长还包括了经济结构的变化和生活质量的提高。对于生活质量没有在经济增长的同时得到提高的人群来说，经济增长毫无意义。因此，有些经济学家把收入分配状况作为区别发展与增长的一个基本标志。他们认为，如果经济增长的好处只被极少数人所占有，那么从总体上看，国民福利并无法得到改善，因而也就没有发展。为了克服经济增长指标的片面性，联合国发展计划署提出了有别于GDP的另外两个指标：人类贫困指数（HPI）和人类发展指数（HDI）。它们除了GDP指标外还包括了若干表征分配状况的指标，如基尼系数、健康指数等。
因此，可以说，经济增长是发展的必要条件但不是充分条件。要实现经济发展，除了要看经济增长了多少，还要看这种数量变化是如何取得的，以及增长的成果是如何分配的。可以概括地说，经济增长涉及的只是“产出增加多少”的问题，发展则不仅要涉及“产出增加多少”，还要涉及“增长什么、如何增长以及为谁增长”的问题。当把问题扩展到如何增长和为谁增长这样的层面时，也就必然要涉及增长的条件和目的这样一些问题。要实现增长除了生产力的发展还需要生产关系和上层建筑发生一系列的变化，所以会涉及社会、政治、文化的变革。为谁增长本身就是一个具有高度政治敏感性的问题，特别是在资本主义国家，它往往是一个被尽力回避的问题。科学发展观的一个重大创新正在于它把为谁增长这个问题摆在了发展观的核心位置，明确提出了“以人为本”——把人民利益放在首位的观点。这里的人民指的是全体人民，而不是少数人。因此，经济增长与发展问题，实际上涉及了城乡、地区和同一地区不同人群的公平问题，也涉及了经济和社会均衡发展的问题。
3、经济增长与可持续发展
工业化在加速经济增长的同时，也带来了日益严重的资源与污染问题。生态环境问题是上个世纪五六十年代才日益突出的问题。现代化的生产技术促使人类从自然界更大规模地、更高效率地索取物质资源并对它们进行加工制造，生产更多的工业消费品。人们已经不满足于拥有充足的食品，“现代化”成为追求的时尚。人们的幸福观已经从温饱转向占有更多的人造物质产品。商品经济的充分发达使得占有财富的多寡成为人的社会经济地位高低和幸福与否的象征。但是，人类经济活动一直沿袭的是资源开采、加工制造、废弃物排放、产品流通消费、废旧产品抛弃的线性过程。人类物质财富增加的同时，也使其抛回自然界的废弃物按指数形式上升。其直接后果是，我们赖以生存和发展的自然环境不断恶化。
到了20世纪60年代，发达国家开始进入后工业化时期。在全世界仅有不到五分之一人口进入现代化社会的情况下，资源的短缺和生态环境问题已经成为经济继续增长的重大约束。于是，1970年4月22日美国举行了“地球日”大游行，标志着人类开始高度关注环境污染问题。1972年6月5日联合国人类环境会议召开，通过了《人类环境宣言》。1972年罗马俱乐部发表了其第一份研究报告：《增长的极限》。这份报告首次正式向世界发出了警告：“如果在世界人口、工业化、污染、粮食生产和资源消耗方面现在的趋势继续下去，这个行星上的增长的极限有朝一日将在今后一百年中发生”。这份报告被认为是第一次系统地考察了经济增长与人口、自然资源、生态环境和科学技术进步之间的关系。从此生态环境作为制约经济增长的要素而引起全世界的注意。到1992年在巴西的里约热内卢召开的联合国环境大会提出了可持续发展的新观念。
事实上，到了20世纪70年代，生态环境事实上已经从单纯自然意义上的人类生存要素转变为社会意义上的经济要素。这里有两个层次的含义。第一，符合人类生活需要的良好的自然生态环境已经短缺，拥有这样的良好环境已经成为人类追求幸福，进而是提高生活质量的目标之一。第二，从迄今为止人类生产活动的技术特性和生态环境本身的承载能力来说，天然的生态环境对生产排放废弃物的吸纳能力已经饱和，甚至超载，要继续利用它进行生产必须再生产出新的环境容量，需要人类投入资源进行“制造（生态恢复和污染治理）”。即，良好的自然生态环境已经成为人类的劳动“产品”。
我国的具体情况更不乐观，良好的生态环境已经成为十分短缺的生活要素和生产要素。我国环境污染已经达到了十分严重的程度。2000年全国十大地表水系的COD年排放量达1445万吨，比三类水质要求的800万吨容量高出80.6%；2001年七大水系断面检测，达到三类水质的仅占29.5%，而劣五类水质却高达44%；全国城市有66.7%缺水；大气中二氧化硫排放量达1995万吨，比国家二级标准要求的1200万吨容量高66.3%；农田化肥农药污染，重金属污染，土地荒漠化，各种持久性有机污染等现象也日益严重。从生活的生态环境质量来看，这种发展趋势与我们追求的经济增长目标是相悖的。据世界银行测算，20世纪90年代中期，我国每年仅空气和水污染带来的损失约相当于GDP的6%—8%。这说明，我们的经济增长是以生态环境成本为代价的。继续按照原来的经济增长模式发展经济，将会牺牲我们的健康，使我们的经济增长与我们的生活目标相背离。于是，我们必须思考一个问题，即，我们为什么要推进经济增长？更进一步说，我们必须思考“增长什么、如何增长以及为谁增长”的问题。
以人为本，全面、协调、可持续的科学发展观,实际上正是要解决经济增长与可持续发展的关系问题。科学发展观并不否定经济增长，而是要解决在新形势下“增长什么、如何增长以及为谁增长”这些发展的基本问题。
以人为本的思想回答了“为谁增长”的问题，明确指出了经济增长的目的是满足绝大多数人全面发展的需要。这既不同于资本主义条件下仅满足利润最大化需要的经济增长，也不同于传统社会主义仅强调满足人们物质和文化需要的经济增长。
全面、协调、可持续的思想高度概括性地回答了“增长什么、如何增长”的问题，不仅涵盖了传统的经济内部的协调发展问题，也涵盖了社会经济协调发展问题，还包括了增长方式转变的问题。因为实现增长方式的转变是可持续发展的基本要求。
最后，科学发展观作为一个整体为正确处理人与自然的关系提供了一个基本指导思想。以人为本的全面、协调、可持续的发展观既不同于人类中心主义也不同于生态中心主义，而是体现了对人与自然统一的把握。“以人为本”揭示了发展的目的，“全面、协调、可持续”则为实现这一目的规定了发展的途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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